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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我看加拿大与中国的差异
old发表于 2009-7-21 15:1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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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。

而在发达国家和加拿大,在阶级分化依然存在的同时,社会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,形成了橄榄型社会结构。庞大中产阶层的出现,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,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总额分成几部分:1999年,低于10000 加元的占家庭总数的8.5%,在10000—19999加元之间的为17.8%,20000—29999加元之间的为17.9%,30000—39999 加元之间的为15.7%,40000—49999加元之间的为12.4%,5 0000—74999加元之间的为17.6%,75000加元以上的为10.2%(税后)。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两头小、中间大的特点。2002年,加拿大的人均收入为28754加元(无人挣钱的家庭的最低税后收入为15493加元,单身不挣钱的收入为9687加元)。大部分加拿大人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,过着富有的生活,一般都有宽敞的住房和汽车,有一笔自由支配的收入可以用于旅游。

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,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,又有收入、消费等方面的含义。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、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,他们以知识的应用、行使管理权、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。典型的如大、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、中、高级公司职员、大学教授、高级专家、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、持股人、企业承包人、高级营销人员、知名律师、中介行业的投资人、体育明星、歌星等等。在任何社会中,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;其次,中间层代表温和、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,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,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,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;第三,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,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,其生活、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、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,从而拉动经济增长,这是经济增长稳定、持续的有力保障。

所以,一个稳定、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、中间大的“橄榄型”,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。

在加拿大虽然有极其富裕阶层的存在,但是,生活中我们并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刺激,社会上仇富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富人们也比较低调,从一个人的外表、穿着、行事风格上,你很难判断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。

但是,在当今中国都市,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官僚和暴发户们。他们目空一切,奢侈挥霍。有一句话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类人的生存状态:除了有钱,他们一无所有。财富并没有带来这部分人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或者文明程度的提高。大陆流传着很多版本的斗富故事,其中有一则是:深圳某麦当劳餐厅出来奶奶和孙子,孙子不小心用手中的玩具划了一下门口停的宝马轿车,引来轿车司机一顿训斥,老太婆立马手机呼来一群人,手持利器的人们将汽车砸扁,司机打翻在地,然后,扔下一大箱子钱,说,别说刮一下车,老子可以将车都砸了!给你钱再买一辆!
当然,这个故事多少有些夸张,但是,却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中国暴发户们的心态。

由于庞大贫困底层人口的存在,中国国内个人和个人财产的安全远远低于加拿大。这一点,我想大家都会有强烈的感受。国内大城市,几乎很少有家庭不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窗的。甚至十几层高的居民住宅也要安装。老外到中国最难于理解的就是这一点,为什么将自己漂亮的家弄得像监狱一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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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d发表于 2009-7-21 15:12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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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陆加拿大时,我最惊奇的也是这里大多数人家都是木头门,有些甚至是玻璃的,而且,就是皇家山上富豪人家,也没有哪家安装防盗门,甚至连围墙也没有。但是,中国的富有阶层,他们的豪宅完全可以称作是壁垒森严。我去过北京一位大学同学家,在京郊别墅区,外面是门卫三岗五哨,周围全是顶上布满碎玻璃的围墙。说实话,同学家里金碧辉煌,但是,我的感觉一点不好,感觉和进监狱差不多。我大姐家拥有一栋漂亮的别墅,便引来无数的偷窃者,不得不豢养了两条凶猛的狼犬看家,每次我去都提心吊胆,好心绪荡然无存。

登陆加拿大三年,虽然马马虎虎的习惯没变,但是,我从来没有被摸过钱包。而我的一个女友去年回温州,一个月里,逛街时三次被摸走钱包,只恨在加拿大养成了不警惕的习惯。
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这个方面,中国和加拿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。

中国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,从来讲究诗书礼仪。但是,到了近代,社会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,传统儒雅的礼仪也慢慢被淡化,尤其是在当代,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,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几乎丧失了古人的礼仪和德行。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置于中国传统的亲情伦理之上,导致许多家庭亲人反目,夫妻成仇,儿女批斗父母,关于这一切,巴金先生在他的《随想录》里,有着深刻的反思。很多人认为,经历了文革以后的中国,人们普遍变得心不可测了,他们对于世界对于外人充满怀疑,表达问题也是拐弯抹角,从不直抒胸臆。大家都学会了符合大潮流,说自己并不赞成的空话套话假话。

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,我接触到的一些台湾人和香港人相对来说就比大陆人更信任人,也更容易相处一些。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解放后大陆文革的背景。

来加拿大之前,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了18年书,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政治学习,全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大话,其实,那些系主任书记人也不错,但是,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中已经潜移默化了,知道当官必须这样,学习中央文件,与党中央保持一致,他们已经不习惯,也懒得自己去思考了。久而久之,他们丧失了人最可宝贵的独立思考的能力,变成了上传下达的传声筒,我记得,大学毕业时我的论文题目就叫《试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异化》,在查寻资料和思考中,我最初触摸到了在中国普泛存在的政治对于普通人人格异化的现象。

改革开放之后,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,更是人心不古,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,人们在利益的驱逐下,丢弃了传统的美德。90年代蔓延全国的多起传销大案,将中国最后一层亲情和熟人之间的信任也打破了。

有专家分析,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,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:商业信用危机、公共信誉危机,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。

我们来看一些大家都会非常熟悉也许曾经经历的情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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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给国内的姐姐电话,和刚上大学的侄儿聊了几句,他告诉我,他刚入了党,我问他,你真的信仰吗?侄儿一笑说,四姨怎么这么天真呀?还讲什么信仰,不就是为了当班干部,为了毕业分配找个好工作!为了工作后好提拔吗。不是党员谁提拔你?没有谁是因为信仰才追求入党的。

侄儿说话口气的那种老道那种调侃,让我心寒!一个19岁的年轻人,应该对于真理和理想充满探寻的热情,可是,他好像已经看破一切,轻车熟路地走上了官宦的捷径!

我很喜欢加拿大的一点就是再也不用听那些陈词滥调了。政治离你很近也很远,你关心则多瞅几眼,不关心则离得远远的,没有人来管你,没有人批评你不关心国家大事。所以,在我看来,加拿大不但是自然空气清新,政治空气也很清爽,不用违心地拥护谁,更不用去虚伪地表态讲大话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在这样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里成长是最健康的。

另外,在加拿大,你可以非常明显地体会到来自于人们之间普遍的善意和信任。

我曾经在蒙特利尔迷过路,素不相识的两个年轻人用车将我送到了地铁站;儿子去溜冰,一个素不相识的白人中年妇女,弯着腰帮他穿冰鞋,系好带子,一直手把手教他溜冰;我一个朋友到小镇上旅游,一对邂逅的老夫妇邀请他们住进自己宽敞的HOUSE,留宿一夜还热情款待。

这些小故事,对于当今中国相互之间充满戒意的都市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芳去年10月独自登陆加拿大待产,在地铁邂逅了来自美国的一对夫妻金,金是美国一个电脑公司的总裁,也是虔诚的基督徒,2007年辞去工作专心来加拿大传教两年,服役于上帝。在地铁口,他们用刚学会的唯一一句汉语“你好!”和芳打招呼。在了解芳的情况后,金夫妇便担当起了芳的出行任务,无论是到医院检查,还是办理证件手续,他们都车接车送。芳在电话里和国内的丈夫谈到这事,丈夫听后非常不安,说,非亲非故,老外为什么会对你这样好,你要警惕,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企图。芳说,别人非常富有,典型的中产阶级,我是一穷二白,他们图我什么?丈夫还是不理解,又说,那就是想拉你加入教会,千万警惕!

对于芳的丈夫来说,如果没有登陆加拿大,他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金夫妇的奉献。事实上,在我看来,金他们就是对于一个孕妇,一个没有任何亲人朋友的外国人的起码的关心和帮助。芳说,丈夫不久就要登陆了,金夫妇一定要亲自到机场接丈夫,到时,他可以判断一下,金他们到底有什么企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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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明了一种能力在中国人中间的丧失,那就是信任,尤其是对于陌生人的信任。这种信任危机也是目前中国社会让人最不愉快的地方。

不久前,发生的一件事情,让我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特殊的充满着怀疑的社会人际氛围。

母亲一直血压高,我在SOHU首页上发现了一种可以治理高血压的特效药,三个疗程下来只需要2500元人民币。研制者和销售者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大。我网上刚刚订完,告诉家里,没想到,母亲和姐姐一听都坚决反对我购买,他们说“绝对是骗子!”

我说,别人是国家级的新药,有批号,有证书,有那么多治疗事例怎么可能是骗子?如果国家军医大都是骗子,那还有谁可以相信?再说,即使没有什么效果,也就2500元,为什么不尝试一下?

但是,无论如何我都说服不了母亲,而且,她说,即使寄来,她也拒绝服用。

母亲和姐姐都说,你出国几年,不知道,现在中国社会风气败坏,到处都是骗子,一不小心就上当,网上的东西更是不可信任!

本来想给母亲尽一点孝心,结果,闹得很不愉快,至今,我都无法判断,到底是我太轻信还是她们太多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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